工業革命鉛與塵
勞動中的危險古已有之，但遲至1公所健保9世紀末，出于相關醫學報告的壓力，它才得到承認，繼而才有了法律上關于“職業病”的認識。
馬賽，1851年10月。在市長的主持下，一個全新的委員會宣布成立，成員包括來自衛生委員會的兩位醫生，此外還有礦業部工程師和路橋部工程師各一 位。此前，迫于沿河地區居民的壓力，他們剛針對菲戈羅亞（Figueroa）化工廠電容器排出的鉛、銻、砷廢料完成了調研。調查結果爲：“關于工廠對人體 健康造成的影響，在調查過程中，首先要做到的，就是將其工人與雇員排除在外。因爲誰都明白，在這種工廠中工作，工人必然會受疾病的威脅。工人每次進廠時， 都很清楚會遭遇哪些風險。盡管所附的醫生證明說明菲戈羅亞工廠存在工人罹患鉛疾病的問題，但在委員會看來，這些證明的意義並不很大。”
所謂的“鉛疾病”，其實就是鉛中毒，在工業革命時期，這是工人要面對的最大災難。鉛中毒會導致全身水腫、關節疾病、消化困難，對血液、腎髒都有影響。另外，還會造成嚴重神經損害，甚至導致死亡。
工業革命與職業病
通過上述案例，我們對19世紀末期的職業病概念有了個直觀了解。對于來自工作中，尤其是工業生産工作中的潛在致病性，人們早已有所認識。1700年， 意大利醫生貝納迪諾•拉馬齊尼（Bernardino Ramazzini）便以拉丁文寫成《論手工業者疾病》一書，1822年該書修訂並再版。《論手工業者疾病》被譯成法文是在1777年，書中揭示了各種工 作環境分別導致疾病的過程。從一定程度上來說，正是工業革命在提升化工産品數量的同時，加劇了工作流程中的致病性，導致了職業病的大規模來襲。
但另一方面，卻沒有哪個部門真正負責監管此事。隨著大革命與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相繼而至，民衆對化學科技進步的信心，普遍超越了對于公共衛生問題的關 切。而這種態度也體現在政府法令之中，相關政令自1810年10月15日頒布後，影響效力延續至1917年才告終——而那也只是因爲越發厲害的工業危害， 影響到了工廠周邊業主的權益。對于真正勞動的人來說，還需經過一個緩慢的法制演進階段，才輪到他們有機會發言。
在此期間，那些直接暴露于危險中的工人，反倒成了附屬者，因爲真正引發生産環境整改要求的，是工廠外部環境的危害。但另一方面，工人爲求自保，有時候 又會與沿河居民發生利益沖突，例如他們會想辦法把塵雲盡可能從車間排放出去。于是在當時，職業病與環境病在法律層面上是被分開的，哪怕從嚴格的醫學觀點上 來說，兩者原本同源。
衛生專家關心的事
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于職業病便視而不見了。在所謂的“工業衛生”領域，那些專家——不僅是醫生，還包括工程師、藥劑師、化學家和毒理學家等——分別 針對工人的工作條件、患病的工人、工業生産中用到的産品，加強了觀察。這些專家在相關的衛生問題決策機關中，本就屬于活躍人物(既有全國性的部門，例如工 藝及制造顧問委員會；也有省級的，例如公共衛生委員會；此外還有各類學會)。自1829年起，他們借助《公共衛生與法醫學年鑒》或是之後的《衛生與衛生政 策雜志》等平台展開激辯。經過對拉馬齊尼的那套分類方法的補充或是超越，他們發展出一套可稱爲“橫截式”的測量方法，以空氣質量、取暖設備、照明情況等爲 參數，意在改進工人的生産條件。
雖說這些行爲僅停留在學術層面，但其實與當時社會上關于這一話題的強烈呼聲密不可分。多數專家都認同，應該讓工人來適應工作，而非反其道而行。但在這 個共同基礎之上，一方面要關心工人的身體健康，另一方面又不能影響工業生産效率，究竟應該各放多少比重，這方面存在著上千種不同的權衡辦法。
關于工作中的預防性措施，雇主的態度或多或少取決于他們自身承擔的社會角色和家長式身份。但更關鍵的還是經濟利益：雇主是否願意采取勞防措施，取決于 衛生專家是否有能力向他們指出，保護好工人的健康，究竟能給他們帶回多少經濟利益。19世紀40年代末期，反複遭遇特大事故的鐵路公司，終于開始爲鐵路工 人提供醫療服務。既是爲了防患于未然，也是爲了能對工人的身體狀況做到心裏有數。而在巴卡拉水晶工廠，相比那些工作環境危害性更大但卻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人 來說，雇主更關心的是切割工的健康狀況，因爲他們的手藝就是工廠的寶貴財富。
那麽工人自己呢？衛生專家(也包括後來的曆史學家)一廂情願地拿某種男子漢氣概作借口，簡單地認爲，是這種想要硬充好漢的心態，促使工人“自然而然 地”忽視了勞動危險，甚至有了勞防措施也對它嗤之以鼻。但事實肯定沒有那麽簡單，對于危險的認識並不是絕對的：就好比現在也是一樣，它取決于人們對于危險 的敏感程度，而這種敏感性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步的。舉例來說，在19世紀由始至終的這一百年間，最初人們擔心的也只是氣味和疫氣，慢慢才推移到了粉塵。 即使到了19世紀末，工會已開始向會員普及相關醫學知識，這些信息也並非始終都很容易獲得——往往是意識到了有危險，卻依然搞錯了危險的來源。
而規避危險的可能性經常是很有限的。一旦某個工人采取了勞防措施，卻降低了生産效率，那就更沒有什麽人願意主動保護自己了，尤其是那些按勞取酬或是拿計件工資的工人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從19世紀直到現在，情況其實並無任何好轉。
還有一種情況，某些職業的危險性其實衆所周知，但也正是因爲危險，才能拿到“補償性”的高薪。例如制帽廠的切毛工，他們要頂著汞中毒的風險作業。所以說，這種書面調查從根本上就走偏了。
立法與工傷事故賠償
雖然職業風險此時尚未被納入法律範疇，但卻在關于工業生産的微政治中，占據了一個核心地位。
整個19世紀，相關賠償是按照民法標准來操作的：必須要讓法庭相信，是雇主的錯誤導致了傷害發生，工人才有可能得到經濟賠償。但隨著工業生産越來越複 雜化、機械化，所謂的責任概念越來越被淡化。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中，法庭越來越傾向于工人的一方：對于那些蒸汽機爆炸時，僅僅只是因爲路過而受傷的工 人，怎麽能把問題歸到他們身上呢？
議會也以自己的方式響應了這種新興的同情心。後來憑借《童工回憶錄》一書而揚名四海的馬丁•納多議員（Martin Nadaud 1815-1898），自19世紀80年代初便多次呼籲爲工傷事故立法。而企業主的代言人，在這二十年間始終頑強抵制，因此直至1898年才終于通過了這 第一條相關法令，令工傷事故賠償制度做出改變。雖然仍對事故原因眼開眼閉，但至少明確了只要是工廠中發生的意外事故，一律要做經濟賠償。不過爭議依舊不 斷：一方面是雇主認爲這法律損害了他們在企業中的主權；另一方面，這種一攬子賠償的做法，在勞方看來仍舊是便宜了資方，放過了事故原因不去細究。
有個議題自始至終都是焦點：能否將職業病也納入這條法令的範疇之中。通常情況下，工傷事故的傷害立時可見，而職業病的危害卻需要幾年甚至于幾十年才能顯現。
這場爭論圍繞立法展開，一直持續到了1913年。這一年，諸如朱爾-路易•布列東議員（Jules-Louis Breton 1872-1940)等工人利益代言人，將這議題帶到了議會。之前大量出現的勞動爭議，爲他們帶來有力的證據。1898年，國有火柴工廠的工人，對白磷帶 給他們的可怕傷害公開表示反對意見，最終獲得成功。對于這些工人來說，長期暴露在這種工作環境下，帶來了下颚遭受腐蝕甚至肌體損害的可怕後果。但之所以抗 議能夠獲得成功，除了這些症狀本身，還要歸功于已有替代産品出現以及主流媒體所給予的關注和同情。這三種因素擰在一起，之後又曾多次發揮決定性作用，直到 現代工業生産中解決石棉病問題時也都是靠的它們。之後幾年，油漆工人因爲反對堿式碳酸鉛而發起的數次大規模罷工，又成功延續了火柴廠工人的努力。這直接導 致了從1908年開始的一系列法律規定的實施，其效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更是顯得格外明顯：先是(根據1908年4月所頒政令)對有可能遭遇鉛中毒的工 人提供強制性醫療監護，之後又(根據1909年7月20日所頒法令)從1915年1月1日起，全面禁止了在油漆中使用堿式碳酸鉛。
工人運動背後蘊藏的含義十分複雜。朱迪絲•蘭霍恩（Judith Rainhorn）就曾指出過，油漆工人針對堿式碳酸鉛的大罷工，掩蓋了職業身份與“無産者”身份之間的矛盾，掩蓋了與資本主義斷絕關系的口頭說法和改良 主義的實際行動之間的矛盾。工會運動從原則上就主張繼續利用薪水和工作時長做文章，反而把健康問題擺到了次要位置。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職業病風險 也被一種新式的政治化做法拿來利用：和諸如社會保險等其他工人權益一樣，職業病風險也被試著拿來當作調和勞資雙方矛盾的砝碼，這種企圖尤其體現在1906 年政府決定成立勞動部這件事上。
1900年，作爲相關領域的鑒定與仲裁機構，工業衛生委員會宣告建立；1905年起，全國工藝委員會開始下設相關課程，稍後更建立科研實驗室。這些都 充分體現出調和的做法。只有把這些變化放在世界性的大環境裏來看，才能更好理解其意義所在：整個1906年，一邊是在伯爾尼訂立國際公約，規定火柴生産過 程中禁用白磷；另一邊，在米蘭也出現了非臨時性的國際委員會，積極推進職業病研究。
模棱兩可的1919年法令
來自工人運動的壓力，再加上工人代表在議會施壓，配合上工業衛生的制度化以及涉及工人健康保護的那些“管理性”做法的出現，最終，這個問題（即關于工 傷事故的1898年法令是否應將職業病也包括在內）在1913年被提到議會進行表決。這次投票僅限于衆議院範圍，而到了向來阻力甚大的參議院，直至 1919年才最終獲得通過。由這一天開始，職業病終于不再僅僅是一個醫學概念，它在法律上獲得承認，受害者有權獲得相應經濟賠償。汞中毒和鉛中毒是目前公 認的最爲普遍的兩種職業病。
但一旦涉及這些主要的職業病，雙方仍舊需要妥協。資方以缺乏系統性爲由，反對這一法令：他們希望能將各種職業病的直接誘因全部單獨寫明。而工人組織則 希望能徹底根除有毒性的産品，而非出了事情再給賠償。在他們眼中，1919年法令反倒成了一種允諾：允許雇主合法地讓工人去冒職業病風險。
可以說，1919年法令只是拼拼湊湊的産物，但這個法律框架直至今天仍在發揮重要作用，于是乎它的模棱兩可性也被延續至今。既然已經認識到由于工作條 件而造成的這些病症，那就應該力求達到社會正義，促進資方未雨綢缪才對。但回顧整個20世紀，勞動保護的曆史卻並非如此清晰。在實際操作中，在區分職業病 和“普通病”的過程中，更傾向于將職業病邊緣化，作爲公共健康的次要問題來關心。至于資方那邊，首先是因爲有了保險，可以用它來對抗職業病的風險，于是削 弱了法令的促動作用。其次，自從被納入社保之後，官方報告中出現的職業病案例便大大減少，相當一部分職業病事實上被包括在了普通疾病保險制度之中。
但如今要面對的政治和經濟博弈，已經太過強大，很難再回到1919年法令的基礎上重新展開討論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作爲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健保問題之一，反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二十年中所達成的妥協，繼續在深刻地影響著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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